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继续就职业本科的发展发声。

过去5年，她是全国人大代表，连续向大会提交了《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加快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政策落地》《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等建议。郑亚莉说，“探索创新职业本科的综合改革方式，可以快速解决职业院校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

从2014年起，职业本科进入到公众视野。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如今，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现有32所，在校生12.9万人，2021年招生4.1万人。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高职（专科）招生524.34万人，如果每年保持这个招生规模，意味着到2025年后，职业本科学校每年会招生50余万人。目前，这一规模离“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还遥不可及。

虽然，各高职院校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无可否认，在近10年的探索中，职业本科办学定位应该如何确定、教育模式如何调整、未来如何提高社会对职业本科认可度等核心问题还悬而未决。职业本科，迎来了“阵痛期”。

今年全国两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关注职业本科的三位代表委员及相关专家，他们与记者梳理了职业本科的“前世今生”。同时，就职业本科的发展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职业本科教育规模如何实现

职业本科，高职院校早在探索。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到，“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去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施行，其中明确：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学历“天花板”被打破，为学生未来发展设计了新的路径。

这几年，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本科院校在5个专业上展开了本科层次人才的联合培养。

这种联合培养方式，用郑亚莉的话来解释，虽然学生在高职院校读书上课，但是学生毕业证书会印上普通本科学校的印章。

郑亚莉介绍，这种培养模式需要两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授课教师资源的分配、毕业论文的要求、校企合作如何安排等环节上沟通和协调。

“问题在于，普通本科有自己的教育思维方式。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方式的主导权实际上在普通本科院校，而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难以凸显。”郑亚莉说，在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探索下，有“3+2”模式（3年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两年普通本科学校）分段培养和“4+0”联合培养模式（四年全部在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培养）。“学生在高职院校读书上课，但是学生毕业证书会印上普通本科学校的印章，这不应该是真正的‘职业本科’培养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许玲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对联合培养模式也有一肚子的苦衷。

她提到，本科院校有教学评估和专业评估的硬性要求。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为例，应用型高校的教学要求学生要达到160多个学分，即便联合培养的学生是留在高职院校培养，但是按照教学任务，只有修满了本科学校的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联合培养的学生需要遵守两所学校教学模式的双重规范。”许玲认为，从本科院校的教学流程来看，修学分是规定性动作。但在高职院校看来，这些课程占据了学生太多时间，给校企合作的预留时间更少了，不符合高职院校的教育定位。

“对学生来说，读书上课是在一个学校，而毕业证上却写着另一个学校，那么学生还会有疑问，我的母校究竟是哪个？”许玲看来，这种模式下培养的学生还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

所以，据了解，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联合培养的方式，无论高职院校和本科高校都存在“无以为继”的现状。

然而，政策要求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要逐步实现职业本科的教育规模，未来的办学模式如何走？职业本科的主导权应该交给谁？各院校培养方式如何探索？职业本科发展正迎来从试错到摸准方向的“阵痛期”。

去年5月2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给出了一系列信号：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指导，明确办学定位、发展路径、办学机制、教育教学模式、质量管理、生均拨款标准等办学要求，支持一批优质的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的专科高职学校内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

　　优质高职能否成职业本科主渠道

至此，“以谁为主来办职业本科”好像已经有了清晰的方式，即“支持一批优质的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

其实，许玲提到，最初有专家提到让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成为职业本科学校，但应用型本科学校的意愿不强，担心会影响未来招生和社会认可度。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该方案逐渐被淘汰。此后，便是以民办专科层次职业院校为主来发展职业本科，但因师资力量和代表性不够等问题也遭遇了多重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王红军对此也深有同感，“普通本科高校的重点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办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主业和强项；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意愿不大，目前情况下承担职业本科教育的动力不足。虽然整体实力突出的职业院校有强烈愿望举办职业本科，但没有完成学校升格前，大部分职业院校无法从事职业本科教育”。

2015年，教育部等3部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遴选了部分试点本科高校探索应用型发展模式，开辟了实现本科职业教育的新路径；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谁来办，成为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的关键。”郑亚莉认为，应该明确56所国家“双高”学校升格和举办职业本科专业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这批学校办学基础良好、实力雄厚，类型特色鲜明，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其他形式是辅助。

多年奔走在职业教育一线，郑亚莉认为，职业本科应以优质高等职业学校举办为主，其他普通高等学校举办为辅。一方面，优质高等职业学校落实 “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意愿很强，举办职业本科的积极性很高；另一方面，优质高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已经有了较好的办学条件，基本具备实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的要求。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设置的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部分专业，符合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等条件的，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可以实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去年全国两会时，许玲就在提案中建议，要尽快把“双高”院校或是“双高”院校的双高专业纳入进来，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和需求程度，适当给地方更多的试点权限，推动职业本科探索的快速发展。

　　职业本科如何高质量发展

“职业本科既是‘本科’又是‘职业’。”铜仁学院院长侯长林认为，“职业本科”这个词既含有本科层次，又含有职业教育类型。因此，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处于同一个层次并同批招生录取，那么应用型本科高校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物。

职业本科不能成为应用型本科的“翻版”，也不能成为高职专科的“加长版”。侯长林认为，人才培养质量才是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21年3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印发，在科学分析产业、职业、岗位、专业关系基础上，对接新经济、新技术、新职业，更新升级一批现有专业、增设和适度超前规划一批新专业、淘汰一批落后专业、科学设置职业本科专业。目录共设置1349个专业，其中职教本科专业247个，调整幅度260%。

在郑亚莉看来，未来职业本科人才的培养要优化提升现有专业，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的基础，通过与优质企业开展双边多边技术协作，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

专业更新升级背后带来的是对职业本科毕业生的技术期待。在经济产业快速发展时代，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度不断扩大。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显得至关重要。

去年6月，第一批职业本科毕业生走出校门。近一年过去后，王红军观察，学生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研发、设计类等，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从薪酬上看，职业本科毕业生普遍年薪在8万元以上，平均超过10万元。在王红军看来，“未来职业本科要大力加强本科及以上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职业本科院校既不能照搬高职院校基础课程，也不能照搬应用型大学的基础课程。”在许玲看来，职业本科要打破教育惯性，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也要结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案，形成新的教育体系。

郑亚莉建议，职业本科要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即保持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坚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定位。聚焦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教育。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